“听说拍一部电影至少要五年，那时候我要99岁了，可能看不到了……”志愿军老战士黄建华低声道。
上海松江的一处养老社区里，94岁的黄建华依然每天伏案写作。卧室床边那张书桌上，几副老花眼镜、一台台式电脑、几沓资料，构成了这位曾经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汽车兵在晚年的另一处“战场”。
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于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设立的战俘营为原型，黄建华写出将近12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碧潼战俘营》。
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黄建华给记者发来微信：“为曾是一名战士感慨，更为牺牲的战友流泪。”他说，写这个剧本，就是希望用银幕铭记战友，铭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黄建华向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孙欣然 摄
“三生有幸”者的使命
黄建华总是想起战场上那个比自己大了十几岁的“周老头”。在天寒地冻的朝鲜，“周老头”好不容易穿上了缴获来的马靴，却在空袭中被靴子卡在驾驶位上，在大火中活生生烧死。
“他就在我面前走的，我特别想念他。”老人哽咽了。身边人递上纸巾，他接过，却只是紧紧攥在手中，并没有拭去眼角的泪水。
“我是幸运者。”和记者见面时，黄建华反复提起这句话。他总结，能从战场活着回来，是“幸存者”，回国后接受教育、考上大学，毕业进入研究所工作，老年也受到国家的照顾，是“三生有幸”。
事实上，黄建华的人生经历并非他口中那样平铺直叙，也不仅是幸运之神眷顾的结果。他的履历始终与时代共呼吸，一波三折，堪称传奇。
1949年5月，武汉解放。17岁的武汉少年被解放军战士的飒爽英姿吸引，毅然投奔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刚满19岁的黄建华踏上朝鲜战场，面对枪林弹雨，三次死里逃生。回国后驻防海岛，1958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投身科研。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期间，黄建华参与的三个科研课题组曾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等。离休后，他又投入慈善、教育、宣讲等事业，以战友的名义资助贫困学生，继续奉献余热。
“我常常想到，现在已经是和平年代，但那些牺牲的战友再没有机会得到我拥有的一切……”黄建华说，“我必须做点什么，我得替他们活着。”
黄建华所编的《战地情怀影集》。孙欣然 摄
把战友留在故事里
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早在从朝鲜战场归国之时，就从黄建华的脑海萌生出来。
在朝鲜战场，黄建华作为汽车兵穿梭于火线运输物资，俘虏过美机被击落的飞行员，也曾多次承担转运俘虏的任务，志愿军对待战俘的人道主义举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停战后，战俘营中有21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拒绝遣返，要求留在中国定居。在武汉大学，黄建华遇到过一位中文说得颇为流利的美国学生，一问才知，他就是当年不愿回国的美军战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视作品不少，但战俘营这个题材少有人写。”确定以战俘营为剧本题材后，黄建华从五、六年前开始为剧本写作收集资料，整理自己的回忆、战友的口述和相关历史文献。抗美援朝亲历者的身份和这些真实珍贵的一手素材，成就了《碧潼战俘营》有别于其他创作的独特价值。曾经并肩作战的很多战友的姓名，也被黄建华写进剧本，在角色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获得鲜活而永恒的生命。
黄建华保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布制胸章。孙欣然 摄
打破传统战争片的英雄叙事，在《碧潼战俘营》中，志愿军管理人员的智慧、战俘们的心路转变、国际舆论场的博弈，三条线索相互交织。
在“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抗美援朝战场，战士们心中深埋着战友牺牲的悲痛，却要宽待俘虏，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一方面，志愿军们一开始想不通，他把我的战友杀了，我为什么还要去照顾他？另一方面，战俘内部也存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种种矛盾。”他说，“但志愿军恪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虐待俘虏，通过伙食改善、医疗救助、反战教育等方式，逐渐感化、触动了战俘们。”
黄建华自诩是“闲不住的人”。离休后，他先后独立或合写了《战友的回忆》《黄浦江畔珞珈人》《一个汽车兵的故事》等多本书，总计超过300万字。近年来，老战友陆续离世，更让他感到时间紧迫。
“接下来我还想写一本书，叫《退潮浪更高》。”养老院这另一处“战场”上，电脑已经换了四台，94岁的黄建华依旧没有打算停笔。
黄建华伏案写作的“战场”。施晨露摄
黄建华伏案写作的“战场”。施晨露摄
关于战友、关于自己、关于新时代的奋斗与生活，他把记忆敲击在键盘上，把战友留在故事里，这或许正是一个“幸存者”能够完成的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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